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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续写“拿来主义”
《人民政协报》民营周刊2002年9月26日刊头语称:提高效率、遵守游戏规则正成为入世后中国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而提高效率却没一个固定的工式可供套算,于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古训,被正在攀登市场经济高峰的营口人改写了。
8月15日,辽南海滨城市营口,秋风飒飒,清爽怡人。营口市委宣传部和营口日报的几位负责人急匆匆地推开了市委书记孟凡利的办公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孟凡利没等他们落座,就递过来一张8月6日的《深圳特区报》,指着其中一篇文章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教材,深圳已处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尚且提出学顺德;顺德已获‘全国第一县’的美誉,尚且在自找危机图发展。相比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市委书记“召见”的第二天,营口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发了《顺德自找“危机”图发展》一文。紧接着,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带领全市近百名民营企业家开始了又一次“拉练”,即“现场办公会”。
与温州“平起同坐”
今年3月21日,辽宁省会城市沈阳召开了民营经济工作会。市委书记张行湘在大会向所有参会的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提出
:“沈阳的民营经济发展要远学温州、近学营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营口搭上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末班车。有着区位优势、计划经济时代良好工业基础的营口曾经“挺立潮头”,辽河牌冰箱、友谊牌洗衣机是当年叫响全国的名牌。然而,“三多两少”(老企业多、中小企业多、加工型企业多、大型骨干企业少、新兴企业少)的工业格局在市场经济风浪的冲击下,逐渐变得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上世纪的90年代,国有重工业占主导下的辽宁的大部分地级市几乎都处在同样的尴尬境地。很多人都在彷徨中摸索着。
就是在这上时候,营口市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
1999年10月,时任市长的孟凡利带领各市(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考察团,历时10天,实地考察了江浙闽三省非公经济发达的地区。
去发达地区取经,多年来就是落后地区的一大法宝。通常情况是,落后地区的官员一到发达地区,发现人家的经济不仅基数比自己大,而且增长的速度也比自己快,要想赶上人家,就需要创造更高的增长速度,于是回去就搞新一轮的“大干快上”,而新一轮的“大干快上”的结果,却是更加贫困落后。
“与东南沿海先进城市相比,我们的观念的确没有人家新,思路还没有人家宽,作风还没有人家实,发展步伐没有人家快。”在会后的采访中,心性率直的孟凡利表示,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追赶的过程中,盲目地与先进地区亦步亦趋,而不是采用“拿来主义”,用分析的、理性的眼光吸取对方的“精华”,用挑剔的手法剔除对方在超前发展中已显现出来的弊端,从而使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趋完善、健康。
好一个拿来主义。
向自己“开刀”
上世纪90年代末,“温州模式”已是“风糜全国”。用一位温州人的话说,每天到温州来“取经”的人让温州的大小宾馆都“撑胀了”。
这么多人像穆斯林朝觐麦加城一样蜂拥而至,究竟要学习温州什么呢?温州的领导介绍说,主要是不断地用新思维、新观念去进行思想碰撞。很明显这是一句浓缩后的精僻总结。
并不是所有的取经人都能从这句“佛语”中悟到真谛。但孟凡利和他的取经班子却参透了这里的“玄机”。
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归根结底是非公经济在撑腰杆。而当地政府对非公经济发展最初的“新思维”在很大各种程度上表现在任其“放手发展、自生自灭”的态度上。
“市场经济是要求整个经济环境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但南北两地市场经济的土壤发育程度不一样,这个时候,政府不能走极端。在计划经济影响深刻的地区,民营经济能否茁壮成长起来,政府所创造的环境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年来,我们制定的扶持政策不算少,但主要是执行的不好,时常出现‘中梗阻’现象,一些执法、执纪部门不能做到依法管理,工作随意性很大,有的机关和单位缺乏服务意识,办事程序繁杂,工作效率低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时有发生……经济不发展,主要是政府行政定位基本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必须向政府开刀。”这是孟凡利在1999年11月4日营口市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动员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2000年成立的行政服务中心就是政府向自身开刀的结果。
中心是市政府各职能部门面对个人和企业集中办事的地方,集中了42个职能部门的536项审批事项,占市级所有审批的80%以上。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公、“一个窗口”收费。每个服务窗口都摆着绿色的文件筐,里面装满各种不同事项的“窗口服务告知单”,不管哪类事项,上面都会说明四项内容:办事程序、申报材料、承诺时限、收费标准。
从过去在“深宅大院”里的暗箱操作到今天在敞亮的大厅里的阳光作业,政府无疑向自己“开了一刀”。中心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部门权力的转移,这对某些进行权力寻租的人来说,无疑是割肉之痛。
中心每个窗口都配置了电脑,窗口办件均在该中心的网上操作,整个办什过程实现了计算机管理,各部门可以通过远程终端审核办件事宜、履行签批手续。有人说,整个中心就像一台简化了的政府机器。
记者到中心采访的当天,正巧一位民营企业家来申办项目。“从人面对人,到人面对机器,发生的是一种质变”。这位民营企业家认为,人们喜欢面对机器,机器的程序是规范的,不会因人而异,你可能面对一个势利的人,但你绝不会面对这样一架机器。
“不用递烟,也不用陪笑,过去的官老爷都变成了服务员,感觉舒心。”窗口一位企业的办事员说他突然有了一种“像在商场购物”般方便的感觉。
缔结金三角
“前几年,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不找市长找市场’,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商会将成为区域经济的设计师,‘不找政府找商会’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语。这就增强了我们工作的紧迫感。”8月17日,营口市工商联会长孙维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01年营口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全省都名列前茅,其中民营企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工商联提供的数字显示,截止去年底,营口市民营企业已发展到近7万户,其中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达450户。2001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160。3亿元,占全市的83。36%,上缴税金16。8亿元,占全市的74.86%。
温州曾有一个官方商会,但据说“官僚主义严重”,应者寥寥。20世纪80年代,温州假货遍天下的时候,商人们强烈感觉到需要一个行业组织来对大家的市场行为进行约束。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了自己的商会。
温州这种在危机出现后才“亡羊补牢”的教训对营口“刺激”很大。“必须要未雨绸缪。”自今年3月起,一场由工商联倡导的“诚实守信,从我做起”的宣传攻势遍布了镁都的每个角落。
工商联组织素有“政府的助手”之称,但在很多地方,这个“助手”的位置似乎有些微妙:只是一个摆设。然而在营口,每天的所见所闻都让记者感觉到政府、商会和企业似乎在进行一场火热的“三角恋”,而在这场“三角恋”中,却没有被挡在围城外的“第三者”。
“营口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过。”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坦诚地说。记者到达营口那天,正赶上营口市委、市政府组织民营企业“拉练”。虽然通过多方联系,记者想随行的想法最终还是被婉拒了。“每次的现场办公会,我们都不带媒体记者,本市的也不行。领导们一再强调要用平平淡淡的心理来为企业踏踏实实地办事。不需要整景摆样子。”接待记者的这位工作人员在传递遗憾的同时也赢得了尊敬。
据孙维广介绍,仅去年一年,市委、市政府就在民营企业召开现场办公会50余次,协调解决了160多个问题。据说,在现场办公会上,个别对企业敲诈勒索、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干部经常被当众损得“灰头土脸”。为杜绝有关人员向企业乱摊乱派,工商联成立了“民营企业服务中心”,装置了投诉电话。在干部考评会上,只要谁被工商联出示“劣绩纪录”,那么他就肯定“PASS”。
“企业外部的事一切政府负责,企业内部的事政府一概不过问。”
这是营口市各级政府部门已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然而,这个规矩在今年却被“打破”了。
在工商联的办公室里,孙维广一个一个如数家珍般给记者介绍营口的民营企业精英:“盼盼集团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防撬门生产企业;青花集团成为目前亚洲最大的碱性耐火材料生产企业;向阳科化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聚烯烃催化剂生产企业;东林-瑞那斯是中国最大铝合金门窗生产基地。……”
最让营口人“牛气”的是,中国的“国门”“国窗”都建在自己的“领地”。
座落在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的东林-瑞那斯,自93年创建以来,经过10的发展诸备,现在已进入资本扩张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已紧迫地摆在董事长周德才的书案上。10年当中,先后有多位知名企业家来到这时,但最终因各种原因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周德才其实对一个人心仪已久:营口市旅游局局长圣东升。在营口,不知道“老圣”的人恐怕不多,这样一位市领导手下不可多得的干将,市里能放吗?
周德才把心思跟孟凡利一说,孟凡利就琢磨开了。让一个局级的政府官员到民营企业去做职业经理人,这在营口市可是头一回。为此,市委召开了三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最终决定:“放”。
“只要他本人同意,市里肯定放人。不是有那么一本书吗,叫《温州的悬念》,担忧温州的民营企业因为大都是家族式企业,所以不能适应中国入世后这种国际化竞争的需要。我们既要向温州学习,又得避免重蹈覆辙。这虽然是企业内部的事,但政府必须得管。”
短短几个月,营口市的大型骨干企业在政府的关照下就完成了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伤筋动骨的企业用人制度变革,效率之高让人瞠目结舌。
鲁迅把那些“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吸剩下的鸦片”的人称作“废物”。但“拿来主义”者全不是这样的。
走在辽河大街上,满眼都是密密匝匝的广告牌和呼啸而过的车流。穿过街道对面的辽河公园就是滚滚而下的辽河,滔滔河水中,营口人已感悟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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